【編者按】：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和全球金融格局的深刻變化，構建適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要求的新金融理論顯得尤為重要。作者本文從人大監督下的政府財政制度、當前政府執行的財政金融制度、中央財政經濟金融政策的適度調整，以及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的雙向并行發展四個方面，探討構建中國新金融理論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并結合學術研究依據和公共行政治理理論，提出相應的理論框架和政策建議。現全文刊發，以饗讀者。

　　關鍵詞：中國特色金融體系；人大監督；財政金融制度；計劃與市場并行；公共治理

　　引言

　　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其金融體系的構建和發展不僅對國內經濟穩定至關重要，也對全球金融穩定產生深遠影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金融體系的改革和發展面臨著新的機遇和挑戰。本文旨在探討如何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下，構建適應新時代要求的新金融理論。

　　一、適用于人大監督的中國特色政府財政制度

　　中國特色的政府財政制度強調人大對財政的監督，確保財政政策的透明性和合法性。人大監督下的政府財政制度能夠確保財政資金的使用和分配更加符合人民的利益，增強政府的責任感和透明度。這種制度設計有助于防范腐敗和不當使用公共資金，確保財政政策的有效實施，進而為金融體系的健康發展提供保障。

　　學術研究依據：

　　《金融結構優化方法與理論》指出，中國的金融結構和財政制度需要與經濟發展階段相適應。

　　《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比較》中提到，計劃調節和市場調節可以并存、結合，這為中國政府財政制度提供了理論基礎。

　　公共行政治理理論：

　　《治理與善治》中提出，治理是指官方或民間的公共管理組織在一個既定范圍內運用公共權威維持秩序，滿足公眾的需要。

　　二、當前政府執行的財政金融制度

　　在國家財政方面，中國現階段實行的政府執行財政金融制度，主要是通過中央與地方的分稅制財政管理體制來實現的。這一制度安排促進了財政資源的合理配置，提高了財政政策的執行效率，為金融市場的穩定提供了基礎。

　　學術研究依據：

　　《金融發展、經濟增長與收入分配研究綜述》中提到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正相關性。

　　《金融結構與經濟增長》探討了金融結構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

　　公共行政治理理論：

　　《從公共服務到公共治理》中提到，公共治理是一種公共事務管理方式的創新。

　　三、中央財政經濟金融政策的適度調整

　　在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領導下，中央財政經濟金融政策能夠依據經濟發展需求進行適度調整。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了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重要性，提出要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金融高質量發展。

　　學術研究依據：

　　《金融體系結構差異和全球經濟失衡研究》基于金融體系結構差異視角，研究全球經濟失衡與各影響因素之間的作用機制。

　　公共行政治理理論：

　　公共治理理論強調治理的多維性和包容性，允許不同經濟體制的融合和發展。

　　四、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的雙向并行發展

　　中國在過去75年的發展歷史中，逐步形成了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雙向并行、不斷融合發展的模式。這一模式的成功實踐表明，既要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又要保持政府的宏觀調控能力。

　　學術研究依據：

　　《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比較》中指出，計劃調節和市場調節可以互為補充。

　　公共行政治理理論：

　　公共治理理論強調治理的多維性和包容性，允許不同經濟體制的融合和發展。

　　綜上，構建新中國特色金融體系是一個復雜而多維的過程，涉及到經濟、政治、文化等多個方面。本文擬定未來研究將從人大監督的財政制度、政府執行的財政金融制度、中央財政經濟金融政策的適度調整，以及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的雙向并行發展四個方面，探討了構建中國新金融理論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并結合學術研究依據和公共行政治理理論，提出了相應的理論框架和政策建議。這些理論和實踐的結合為中國金融體系的發展提供了堅實的基礎，并為全球金融穩定貢獻了中國智慧。

　　第一部分 全球金融理論的形成和現狀

　　全球金融理論包括資產價格、資本流動、風險厭惡和金融系統中的流動性。要對全球金融理論形成和現狀進行研究分析，首先要明確全球金融周期（GlobalFinancialCycle,GFC）理論概念。根據NBER的工作論文和達拉斯聯邦儲備銀行的研究，全球金融周期理論旨在解釋風險和安全資產價格的變化以及全球金融周期中的總資本流動和凈資本流動。該理論模型包含了全球風險厭惡沖擊和投資者在國家內部和跨國之間的異質性。國家內部的異質性有助于解釋在負面GFC沖擊（全球風險厭惡增加）期間總資本流動的下降。跨國的異質性有助于解釋不同國家對負面GFC沖擊的不同脆弱性，關鍵的脆弱性與杠桿率有關。在數據和理論中，杠桿化國家（安全資產的凈借款人）通過風險資產的負凈流出和安全資產的正凈流出來去杠桿化，經常賬戶上升，風險資產價格的下降大于平均水平。非杠桿化國家（安全資產的凈貸方）則相反。根據ScienceDirect上的文章，盡管宏觀和微觀經濟數據提供了關于全球金融周期的實證證據，但理論模型仍處于初級階段。目前很少有模型能夠生成與數據中看到的總資本流入和流出的相關性，更不用說生成具有大資產定價影響和全球資本流動波動的時間變化的“風險偏好”和“風險厭惡”行為。然而，結構模型對于理解貨幣政策、宏觀審慎政策和資本流動管理的聯合力量是必要的。更好地理解GFC的潛在機制對于控制全球金融周期、加強貨幣政策獨立性和金融穩定至關重要。文章還討論了全球金融周期對國內金融穩定和貨幣政策的影響，并提出了未來研究的途徑。這表明全球金融理論正在不斷發展，以適應全球金融市場的復雜性和相互依賴性。可以說較為概括的全球金融周期進行了實證研究同時也對對國內金融穩定和貨幣政策的影響做了分析說明。而ResearchGate上的文章提供了全球金融理論的全面調查，這表明全球金融理論是一個廣泛的研究領域，涉及多個理論和實證研究。可見全球金融理論的形成和現狀是一個不斷發展的領域，涉及對全球金融周期的理解、實證研究以及對貨幣政策和金融穩定的影響。隨著全球金融市場的演變，這一領域的理論和實證研究也在不斷進步。

　　第二部分 發達西方世界國家的金融理論特點

　　西方金融發展理論主要研究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探討金融體系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以及如何建立有效的金融體系。這一理論由麥金農和肖在1973年創立，強調金融自由化對于發展中國家的重要性。麥金農和肖提出的“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理論，對經濟學界產生了重大影響，被認為是發展經濟學和貨幣金融理論的重大突破。這些理論強調適當的金融改革能有效地促進經濟增長和發展，形成金融深化與經濟發展的良性循環。而金融創新作為金融領域發展的重要驅動力，同樣也受到廣泛關注和深入研究。西方金融創新理論從技術推進論到金融中介論，再到當代金融創新論，隨著西方主流宏觀經濟學的研究逐漸計量化、模型化。

　　猶太人在金融領域有著深遠的影響。歷史上，由于基督教教義禁止有息放貸，猶太人成為歐洲唯一能合法從事有息放貸的群體，積累了豐富的金融經驗。這種歷史背景使得猶太人在金融領域積累了人力資本，并在西方社會中占據了重要地位。猶太人重視教育，特別是在金融和經濟領域，這使得他們在金融行業中有著出色的表現。

　　在新自由主義思想的影響下，西方發達國家進行了全面性的金融自由化，金融業迅速膨脹，出現了經濟與資本高度金融化的趨勢。西方國家的金融體系以資本市場為主，這與英美法律體系中強調權力分散和市場自由有關。西方金融理論體現出降低金融機構和其他市場主體參與資源配置的準入門檻，通過營造公平競爭的環境，以疏通的方式讓良幣驅逐劣幣。但這種公平競爭的環境有時也會導致市場失敗的結果。

　　所以發達西方世界國家的金融理論特點體現在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金融深化與金融抑制的理論、金融創新、猶太人在金融領域的深遠影響、金融資本主義與經濟金融化的趨勢、金融體系的差異以及金融理論內生的市場失敗等方面。

　　第三部分 高速發展的中國在金融理論方面的缺失

　　案例說明

　　在中國，信用卡辦理和保險銷售等金融服務的門檻相對較低，導致一些從業人員缺乏必要的金融知識和專業技能。許多信用卡和保險銷售人員都自稱是金融從業者，但實際上他們的專業素養和對金融產品的理解往往不足。這種現象導致了金融產品的誤售和消費者對金融產品的誤解，影響了金融市場的健康發展。高利貸、P2P借貸和2011年后迅速擴張的偽私募在中國的迅速發展都是金融也發展軌跡上的嚴重的亂象。P2P平臺在最初吸引了大量投資者，但隨著市場的膨脹，許多平臺開始出現資金鏈斷裂、跑路等問題，給投資者帶來了巨大的損失。根據相關統計，2018年后P2P平臺風險頻發，嚴重侵害了廣大人民群眾的合法權益，導致市場秩序混亂。此外，許多P2P平臺在借貸過程中采用了高利貸的方式，甚至還出現了“套路貸”等違法行為，給借款人帶來了沉重的經濟負擔和心理壓力。

　　中國的金融監管體系在快速發展的過程中仍存在一些短板。盡管近年來監管力度有所加強，但由于金融市場的復雜性和多樣性，仍然存在監管空白和重復監管的問題。這使得一些不合規的金融活動得以滋生，進一步加劇了市場的混亂。例如，缺乏有效的監管和法律框架，使得高利貸和非法借貸行為屢禁不止，影響了金融市場的穩定性。金融理論研究的不足成為目前中國金融發展制度建設和改的的重大難題。當前，中國的金融理論研究相對滯后，缺乏創新和原創性。許多學者和研究者在現代金融學領域未能做出開創性的貢獻，導致中國的金融理論體系尚未成熟，無法有效指導實踐。這種理論上的缺失使得金融市場在面對復雜問題時缺乏有效的理論支持和解決方案。中國在金融理論方面的缺失主要體現在從業者的專業性不足、高利貸和P2P市場的亂象、金融監管的不足以及金融理論研究的滯后。這些問題的存在不僅影響了金融市場的健康發展，也對經濟的穩定性構成了威脅。

　　特別補充說明中國的金融業與歷史同生同在并不晚于西方任何國家。就傳統中國易貨制度中“貨幣”流通即時最好的金融行為證明。在古代傳統易貨制度中，商品或服務直接交換，無需使用貨幣作為中介。這種交易方式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交易的規模和效率，因為易貨貿易要求雙方需求的雙重巧合，即雙方都需要對方的商品或服務。隨著貨幣的出現，交易變得更加靈活和高效，貨幣作為一般等價物，促進了商品和服務的流通。現今中國發展為世界是經濟大國金融面臨的客觀問題和應有積極研究探討進步的正確認識。首先是系統性金融風險，中國金融學面臨的挑戰之一是積極防范和化解系統性金融風險，并探索其貨幣本源。銀行信用貨幣制度存在銀行以盈利為目的與創造貨幣公共品之間的天然矛盾，由此導致了內生的金融風險。其次便是金融監管挑戰，中國金融監管需要對接國際金融監管標準，不斷提升金融系統內外鏈接水平。同時需要全面加強金融監管法治化建設，消除監管空白與監管盲區。眾所周知中國國家制度監管法條在過去的75年有先發生在監管的潛在規則，而其在金融行業的表現更為明顯有典型的“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一管就死不管就亂”等典型特征。在快速發展的當下提及創新與金融結合就更為突出，金融創新與風險管理、金融科技的發展加大了風險防控難度，金融數字化轉型面臨網絡安全、市場壟斷、數據權屬不清、消費者權益保護等方面的問題。最后便是金融資源配置失衡問題，中國金融資源配置存在失衡，金融服務的選擇性和排斥性問題仍然存在，部分金融弱勢群體無法得到正規的金融服務。簡單的歸結中國金融市場呈現為“4+7”業態模式，“4”指國家中央控股或間接控制的四大金融機構包括銀行、證券、保險、信托大牌照金融機構，“7”則是指地方小金融牌照機構包括融資擔保、融資租賃、私募基金、典當、保理、小貸等小牌照金融機構。不難發現從監管劃分以及控股設立參股設立要求等諸多方面均體現出金融資源共享失衡。

　　正確認識

　　我們可以走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但我們絕不不是金融強國。中國金融發展應遵循現代金融發展的客觀規律，同時具有適合中國國情的鮮明特色。與西方金融模式有本質的區別不照抄照搬也無法借鑒使用，但不拒絕借用學習西方國家金融成功成熟經驗。防控風險作為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題，中國在保持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必須避免金融危機的爆發。始終堅持底線思維，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綢繆。

　　市場化法治化軌道上推進金融創新發展，中國應尊重經濟運行和金融發展規律，著力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持續推動市場化改革舉措同時加強金融法治和金融基礎設施建設。金融監管與國家治理體系充分融合，現代化金融制度是一個國家在國際治理體系中地位和作用的重要表現，建設金融強國為全球金融繁榮和穩定提供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是歷史的必然選擇。中國在發展成為世界經濟大國的過程中，面臨著系統性金融風險、金融監管挑戰、金融創新與風險管理以及金融資源配置失衡等問題。我們的正確的認識將在堅持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上促使我們把防控風險作為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題，堅持市場化法治化軌道上推進與國際先進接軌的金融創新與發展。

　　人民幣國際化

　　對人民幣國際化作可行性我結合以下幾個方面表達個人觀點。首先從建國75年歷史來看，經過75年的迅速發展我國依然崛起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其次三年疫情后我國經濟迅速復蘇并名列世界前列，特殊時期鍛造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具有先進性和可行性。最后日趨綜合的全球大一統國際環境下加強交流與合作、加強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各自優越制度的協同發展是當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期實踐的產物值得經驗分享。中國經濟的崛起為人民幣國際化提供了堅實的基礎。新中國建立75年的發展歷史，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這一地位的確立，為人民幣國際化提供了堅實的經濟基礎。作為全球最大的貨物貿易國和外匯儲備國，中國在全球經濟中的影響力日益增強。這種經濟實力的增強，使得人民幣在國際貿易和金融交易中的使用需求增加，為人民幣國際化提供了動力。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勢為人民幣國際化提供了制度保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勢在于其先進性和可行性。黨的領導、科學理論的指導以及保持政治穩定等顯著優勢，為中國經濟發展提供了穩定的政治環境和社會秩序。這種制度優勢使得中國能夠有效應對各種風險挑戰，包括全球金融危機和新冠疫情等，保持經濟的穩定增長。這種穩定性和可預測性對于國際投資者來說具有吸引力，增強了他們持有和使用人民幣的信心。

　　全球經濟一體化背景下的合作與協同發展，在日趨綜合的全球大一統國際環境下，中國積極加強與世界各國的交流與合作。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參與RCEP等區域合作框架，都為人民幣國際化提供了新的機遇和平臺。通過這些合作機制，人民幣的國際使用場景不斷豐富，區域接受度進一步提升。同時，中國也在推動金融領域的制度型開放，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吸引更多外資金融機構來華展業興業，這為人民幣國際化提供了更加開放和便利的市場環境。

　　那么，我們是否就不存人民幣國家化的障礙呢？我到不那么樂觀，我認為同樣面臨挑戰和需要正確認識。盡管人民幣國際化面臨諸多有利條件，但也存在非一般的挑戰。例如，國內經濟基本面承壓、外部地緣政治風險高企等因素可能影響人民幣國際信心。疫情之后全國各地房市連續下跌、人民消費信心不足，企業倒閉潮等都嚴重影響著國內國際的金融政策和人民幣國際化的實施。因此正確認識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需要在推進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同時，加強金融風險防控，提升人民幣的國際信譽和吸引力。最根本的是要提升國內經濟增長水平增加百姓生活福祉，建立全世界人民對中國經濟未來向好的信心。人民幣國際化或將成為必然，其可行性為中國經濟的崛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勢、全球經濟一體化背景下的合作與協同發展顯而易見。但同時我們更需要積極應對來自各方挑戰，拿出能夠穩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進程的n種預案。

　　堅決制止

　　逐高利、現金放貸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下以及全球金融發展的大趨勢下都是行不通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金融政策強調服務實體經濟和風險防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金融政策的核心在于服務實體經濟和防控金融風險。防范化解金融風險，事關國家安全、發展全局、人民財產安全，是實現高質量發展必須跨越的重大關口。這表明，任何逐高利、現金放貸的行為，如果擾亂金融市場秩序，增加系統性風險，都是不被允許的。全球金融發展趨勢更加強調金融穩定和合作，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易綱提到曾明確中國堅持多邊主義和互利共贏的原則，積極參與國際多邊治理，在疫情應對、國際金融合作、綠色金融等方面都發揮了積極的作用。這也同時表明在全球金融治理中，中國反對任何形式的金融投機行為，支持構建公正合理的國際金融秩序是歷史使命。當然中國金融政策中對高利貸行為已有明確的法律規制，中國法律明確禁止高利貸行為。例如，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頒布的《關于辦理非法放貸刑事案件若干問題的意見》將高利貸行為納入刑法視野，符合條件的開始被認定為非法經營罪。這顯示了中國在法律層面對高利貸行為的嚴格規制。現實案例也充分證明高利貸行為將付諸嚴重的法律后果。在實際案例中，有多起因高利貸行為而被法律懲處的案例。例如，李某陸續出借700萬元給陳某某用于發放高利貸，法院判決該借款行為無效，并要求陳某某返還借款本金及按中國人民銀行同期同類貸款基準利率計算的利息，對于超過部分的利息應沖抵借款本金。另一個案例中，高某、何某因合伙從事高利放貸業務，被判處有期徒刑并處罰金。這些案例明確表明，高利貸行為在中國是不被法律允許的且有嚴重的法律后果。無論是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金融政策的角度，還是全球金融發展趨勢的要求，以及中國法律的具體規定和實際案例，都明確表明逐高利、現金放貸的行為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下和全球金融發展的大趨勢下是行不通的。

　　第四部分 世界他國金融體系在中國行不通

　　德國的金融體系以其穩定性和與實體經濟的緊密聯系而著稱，但將其直接借鑒應用于中國可以嗎？我認為是不行的，可能會面臨一系列些理論和實踐上的問題。以下列舉幾個關鍵的理論依據，說明為什么德國的“世界大同先進共享國家金融體系”在中國可能行不通。

　　首先，金融體系結構差異。德國金融體系以銀行為主導，資本市場發展相對滯后。而中國的金融體系雖然也是以銀行為主導，但中國資本市場正在快速發展，且中國金融體系因為人口數量和地域規模的復雜性與德國存在顯著差異。中國金融體系的特點是銀行業總資產占比高，資本市場正在逐步發展。這種結構上的差異決定著著不能簡單地將德國模式直接復制到中國。其次，經濟發展階段和目標差異。德國金融體系的發展與其經濟結構和歷史背景緊密相關，而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階段和目標與德國不同。中國正處于經濟轉型期需要一個更加靈活和多元化的金融體系來支持其經濟發展。德國模式可能無法完全適應中國經濟發展的特殊需求。第三，則是法律體系和監管環境差異。德國的金融體系運行在一套與其法律體系和監管環境相適應的框架內。中國的法律體系和監管環境與德國存在差異，直接應用德國的金融體系可能會加大法律和監管上的障礙。第四，文化和歷史背景差異。德國金融體系的穩定性和持續性與其文化和歷史背景有關。中國有著五千年文明且不同時期階段的文化和歷史背景，這些因素對金融體系的構建和運行有著深遠影響。德國的金融文化強調秩序和穩定性，而中國的金融文化可能更強調在不同階段的靈活性和適應性。第五，宏觀經濟政策差異。德國的宏觀經濟政策，特別是貨幣政策與其金融體系的穩健性密切相關。中國的宏觀經濟政策需要考慮到國內的經濟狀況和國際環境，這與德國的政策環境完全不同。最后，金融改革的方向和步驟有所不同。中國的金融改革需要考慮到國內的實際情況，包括金融市場的成熟度、金融監管的能力以及金融市場參與者的接受度。德國的金融體系改革路徑可能就不能適應中國的國情。所以作為發達國家德國的金融體系在某些方面可以為中國提供了借鑒，但由于兩國在金融體系結構、經濟發展階段、法律體系、文化背景以及宏觀經濟政策等方面的差異，德國的金融體系并不能直接照搬到中國。中國需要根據自身的實際情況，制定適合自己的金融發展策略。

　　第五部分 構建新中國特色金融體系

　　根據《金融結構優化方法與理論》中國的金融結構和財政制度需要與經濟發展階段相適應。人大監督下的政府財政制度能夠確保財政政策的透明性和合法性，符合中國國情和經濟發展的需要。早年厲以寧教授在《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比較》中同樣提到，計劃調節和市場調節可以并存、結合，這為中國政府財政制度提供了理論基礎。同時強調了人大在財政監督中的作用，符合人大監督的中國特色政府財政制度。從公共行政治理角度，俞可平教授在《治理與善治》中提出治理是指官方或民間的公共管理組織在一個既定范圍內運用公共權威維持秩序，滿足公眾的需要。人大監督下的財政制度正是這種治理理論的體現，通過公共權力的配置和運作管理公共事務。

　　《金融發展、經濟增長與收入分配研究綜述》中提到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正相關性，這表明中國現階段實行的政府執行財政金融制度能夠有效促進經濟增長。中國現階段實行的政府執行財政金融制度在國家財政方面起到了構建新中國特設金融理論的制度基礎。《金融結構與經濟增長》探討了金融結構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為中國政府執行財政金融制度提供了理論支持。學者顧建光在《從公共服務到公共治理》中提到，公共治理是一種公共事務管理方式的創新，這與中國現階段實行的政府執行財政金融制度相呼應，強調了政府在經濟管理中的創新和適應性。依據需求適度調整《金融體系結構差異和全球經濟失衡研究》基于金融體系結構差異視角，研究全球經濟失衡與各影響因素之間的作用機制，為中國中央財政經濟金融政策的適度調整提供了實證研究基礎。充分體現了執政黨領導下的中央財政經濟金融政策的宏觀統籌。另一方面在公共治理理論強調治理是一種公共管理活動和過程，包括必要的公共權威、管理規則、治理機制和治理方式。這與中央財政經濟金融政策的適度調整相契合，體現了執政黨領導下的政策靈活性和適應性。

　　新中國成立后75年的發展歷史檢驗并證明了過去、現在和將來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中國經濟都會是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雙向并行不斷融合發展的產物。厲以寧教授早年的文章《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比較》中指出，計劃調節和市場調節可以互為補充，這為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的雙向并行提供了理論支持。而全球公共治理理論均強調治理的多維性和包容性，允許不同經濟體制的融合和發展。這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實踐相符合，體現出計劃與市場的有機結合是有規可循的。

　　總而言之，構建新中國特色金融體系新理論必定會得到學術界研究和公共行政治理實證案列研究的廣泛支持，這些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也必將為中國金融體系的構建發展提供幫助。進而助推中國經濟穩步發展，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更加輝煌。（作者：曾波，英國皇家學會工藝院終身院士、民革中央經濟委員會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