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宏網北京4月25日電（記者王鏡榕 視頻報道 姚晨龍 蘇樂 劉志洪） 聚焦“防疫常態化如何決勝脫貧攻堅？”，中宏論壇戰疫系列研討活動（第二場）近日召開。
國家糧食安全政策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清華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特約研究員方言，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首席顧問劉以雷，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學術委員、中原銀行首席經濟學家王軍，證券日報社常務副總編、人大重陽高級研究員董少鵬，中央財經大學綠色金融國際研究院副院長史英哲應邀參加本次活動并主題發言。
董少鵬通過歷史的縱深與中外對比，就疫情下增加制度自信以及補短板，有效發揮我國資本市場的優勢共渡時艱闡述了中肯的意見。
以下是發言實錄：
在當前抗疫關鍵時期，我們一起研討，一是盡量解讀難點問題，二是對下一步工作提出建議。
首先，從抗疫進程來看，我國的制度優勢得到了充分彰顯。我們的抗疫進程與國際社會、國際市場的聯動效應，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體現。
客觀看，我國的供應鏈、產業鏈受到了沖擊，但也展現了較強的韌性。有的專家認為，相對于主要發達經濟體，中國在高科技產業鏈上沒有優勢，因為支撐中國經濟的主要是中低端科技和應用。但我想，高中低恰恰是互補的，三個層次都是不可或缺的，這樣才能形成持續有序運轉的產業鏈和供應鏈。
剛才獲知，美國一些議員和前政要在提議，禁止MSCI指數對中國進行投資。他們的理由是，該指數中有中興通訊等美國政府予以出口限制的公司。這些跡象說明，在抗疫進程當中，逆全球化、逆市場化、逆多邊合作的那些人的沖動還在發酵。
因此，我們既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又要統籌國際因素。應當在國際場合多講解一下基本的經濟學原理。所謂產業鏈、供應鏈穩定，就是要形成生產要素的有序循環，生產、流通、消費等環節的有序循環。每個經濟體都有自己的循環，但也都離不開全球生產要素的暢通循環。
大家看到，昨天國際油價大跌，一些石油生產商寧可貼錢，也要讓買家把石油拉走。這說明全球供應鏈還是敏感的，反映了全球能源需求大幅下降。
我認為，中國的體制優勢是非常確定的，現在西方一些國家反復對中國制度進行攻擊，認為中國體制優勢不值得講，有的甚至說應該改變中國體制。
可是我們看一下，從特朗普政府上任以來，美國是不是在市場化以及政府作為方面也做了大量調整？大家都看得到。市場的手和行政的手，是互相配合的，而不是完全對立的。目前，西方自由主義者要求加強政府對經濟的干預，保守主義者則主張通過政府訂貨、市場主體代理的方式，把一些公共管理職能交給市場。這兩個調整方向，實際上還是能找到結合點的。政府對公共事務管理要有一定的界限，實施必要的管理；市場主體要在規則之下進行自由競爭。
所以，中國的制度優勢，我們還是要講，而且要跟不同國情、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多加交流。
在前不久召開的20國集團領導人抗疫特別峰會上，總書記對我國疫情防控和復工復產情況做了充分介紹。
從我國疫情爆發以來，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召開了10次，政治局會議召開了3次。期間，還有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會議，決勝脫貧攻堅座談會。這些重要會議對于疫情防控和組織經濟社會發展起到了關鍵作用。我們的社會動員能力強，發揮了獨特作用。
在疫情發生之初，也有人擔心，說這么大的動作，武漢封城，隨后其他城市紛紛跟進，很多地方停工停產，這樣做是不是過分？在疫情向全球蔓延之后，大家都認為，我們做得是對的。當然，經濟停擺之后，它的危害也顯而易見。在疫情防控出現階段性進展之后，我們已在加強復工復產的力度。
這反映了我們中國體制的優勢，這是一點。
第二點，近30年來，我國出現過多次先主動“下蹲”，在全球性危機來臨時，能夠做到手中有糧，心中不慌。
例如，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前，我們在1994年、1995年進行了經濟方面的治理整頓。經濟增長收縮、投資收縮，市場得到清理。不少市場主體受傷，交了學費。由于整頓在先，1997年金融風暴到來，我們能夠比較主動。
2008年，金融危機肇始于美國，向全球蔓延。我們在2007年至2008年主動“調結構”，連續上調存款準備金率，收縮投資，遏制地產市場泡沫。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之后，我們反倒是對刺激經濟有點措手不及，當時迅速調整政策，放松投資閘門。
2015年我國發生股市異常波動之后，中央對金融市場進行治理整頓。2017年7月召開全國金融工作會議。2016年到2018年4月份，持續開展去杠桿工作。2018年4月，提出結構性去杠桿概念。因為也在執行層面，也出現了一刀切、政策有偏差的情況。所以，2018年4月中央強調要結構性去杠桿，要有針對性地去杠桿。這一輪去杠桿，又有一批企業很受傷，交了學費，甚至倒閉。在我們主動下蹲，把銀根收緊、投資收緊狀態下，危機又一次來臨。
對國家宏觀政策的運用，學界有很多爭議，但要看到，有強有力的中央是一個優勢。憑借這個制度優勢，我們能夠在“青萍之末”、危機還沒有發酵時，提前下手，能夠集中統一意志，清理市場當中的一些問題。
就資本市場而言，從2015年大調整之后，整體處于低位徘徊的歷史性階段。長期以來，社會各方面很有期待，都希望資本市場能夠振作。希望行情能夠走得更強一點，融資能力能夠發揮得更好一點。希望能夠擴大直接融資比例，讓更多的企業能夠通過主板、中小板、創業板、科創版以及新三板獲得更多的融資，同時，讓上市公司也能夠給市場回報。希望這么一個局面出現。但是比較遺憾，我們還沒有做到位。
在當前抗疫形勢下，我們能不能滿足市場的呼聲？我指的不單是股民希望行情上漲的呼聲，盡管這也很重要；更重要的是滿足企業希望通過資本市場融資的需要，以及包括普通股民在內所有投資者能夠從市場當中得到公平回報的需要。融資者也要接受投資者的約束，對自己的運營進行調整，加強內部治理，包括項目選擇、投資謀劃，更包括人才競爭。
現在上市公司很多，但不是上市了，就真的轉制了。大股東對上市公司的過度控制，大股東代表人、委派的管理人非市場化選聘的問題還廣泛存在。如果說市場沒有活力，活躍度不高（這里說的活力、活躍度絕對不是指股票炒作），是由于上市公司本身市場化還遠遠不夠。
到4月20日，已經披露年報的上市公司有1600多家，還有2600多家沒有披露。顯而易見，一季度業績下滑是必然的。在目前復工復產還沒有完全到位，經濟常態化運行還沒有實現情況下，各個市場主體要吸收經濟下行的壓力。這也是必然要付出的代價。
我們要利用好制度基本優勢和提前“下蹲”的策略優勢，采取有力的舉措，加快發展。
很多專家在計算，財政投資、銀行貸款、通過資本市場融來的資金，投出去之后是不是都能轉化為收益？是否劃算？我想，直接融資和貸款部分，應該按照經濟學基本原則來衡量投入產出情況。但是，在財政救助方面，在財政資金投入到公共設施方面，不能過于計較經濟學的得失。我們要對當前抗疫歷史負責，能夠扛得住、度過難關，使經濟在今年下半年或明年恢復常態，在全球主要經濟體當中表現比較好，這是我們要實現的目標。所以，有些錢沒有收益，甚至作為成本投進去，我認為要有決心。
中央政治局在4月17日召開會議，明確要進一步降準、降息、減費、降稅等等。有的專家提出，紓困政策不僅要針對企業，還要針對居民。這個建議很好，可以拿出更細化的措施。因為企業紓困方面，在2018年資本市場發生股權質押危機時，已經形成了很多經驗，無論是行業協會、地方政府組織資金，還是通過特定的基金、新組建基金來紓困，都是比較好的辦法。
再繼續談一談資本市場改革問題。
新證券法已于3月1日正式實施。貫徹落實新證券法，主要是在法治基礎之上，加大執法供給，推動市場化改革。各類投資者、融資者和相關專業服務機構，都要按照市場化原則，參與和共同治理資本市場。這是唯一的出路，也是最好的出路。
股票定價機制是核心抓手。IPO和再融資定價，都應當緊貼上市公司的基本面，真正實現市場化。
2020年新中國資本市場成立30周年。這么多年來，股市起起伏伏、熊長牛短。也出現了各種類型的案件，我認為這倒不是很奇怪的事。股市長期不振作的局面更應當受到關注。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我認為，有兩個原因：第一個是定價機制不完善。2004年開始實施IPO詢價制，就是讓多個機構按照程序反復報價，相互磨合，形成發行定價。現在要推行注冊制。其實，不管實行什么制，歸根結底要貼近基本面，投資機構要理性。到目前為止，我們做的還不夠。總體上，新股發行定價仍然有偏高的情況。所以，IPO和再融資定價，要真正按照市場規矩來，從理念上、操作上、全社會監督上，都要做到。
我想特別強調一下，全社會都來監督IPO定價。不光要監督做假問題，還要實施事后監督。新股定價發行之后，比如說上市半年內比發行價下跌40%，我建議列入誠信警戒，予以必要處罰。
第二個是市場主體，如投資機構、證券公司、基金公司，雖然現在規模逐步壯大了，但是它們的獨立定價能力還不強。這些機構追漲殺跌，短線行為還是比較多。當然，從許多公募基金的投資行為來看，已有不小的改觀。
當然，目前對公募基金的投資限制放開得還不夠。建議在完善信息披露規則的前提下，讓公募基金、各類基金在市場當中更自由地買賣股票、債券等。到底要不要在法律上對基金持倉量做過于僵硬的限制，值得考慮。
在定價機制和機構理性這兩項工作基礎之上，要加強執法力度，加強對違法違規的打擊力度，現在都形成了共識。這也是30年來資本市場改革發展形成的重要成果。比如說，對內幕交易、欺詐發行等行為，除了過去常用的倍數罰，現在增加了比例罰。對非法獲取利益者的罰款倍數，已經大大提高了。比例罰呢？主要是針對欺詐發行者的，如果它沒有發行成功，根據違法情節，按照擬發行規模的一定比例進行處罰。如果已經成功發行了，可以最高處以發行籌資額1倍的罰款。比如你發行籌資200億元，除了沒收，再罰你200億元。這是非常嚴重的處罰了。
當然，除了行政處罰，一些違法者還要面對刑事處罰。但行政罰款力度的提高也十分重要。這是證券執法司法環境的一個重大進步。
雖然2020年遭遇了意想不到的危機情況，但資本市場還是要有所作為。
在危機下，要堅持深化改革方面不停步。
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戰脫貧攻堅的關鍵一年。現在看來，疫情不僅會影響今年第一個季度，甚至會影響全年，影響明年上半年。在這個形勢下，我們該怎么看待決戰脫貧攻堅、全面建成小康，以及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我想，我們能夠在危機中扛得住，在民生方面、就業方面、經濟穩定方面穩得住，能夠在全球主要經濟體當中做得比較優秀，就是和決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就是一致的。我贊同對今年經濟發展指標進行微調，GDP增長3.5%或3.7都是可以的。就是實現這個目標，也很不容易了。
今年維持經濟增長，還是要靠加大投資。中央已經明確了加大基礎設施的思路，包括對老舊小區進行改造。在新基建方面，除了根據市場發展節奏加大投資力度的，也可以適當有一些超前動作。公路、鐵路、機場、數據工程等可以多做一些，既為以后打下一些基礎，也會對穩定當前經濟起到提振作用。
關于我們國內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到底應該用多大的力度？是不是要像美聯儲一樣放水？我想這個道理非常簡單：因為人民幣目前并不是像美元一樣具有主導優勢的貨幣，所以國內貨幣政策必須兼顧當前全球的貨幣政策的動向，特別是美元的溢出效應。美元這樣大放水，至少3個月之后，其效應就會向中國蔓延，通過合規貿易方式和違規貿易方式讓中國市場轉移一部分流動性。這在歷史上都發生過。雖然美國國內經濟發展壓力非常大，資金需求也非常大，但是，對于美元放水的外溢性仍然不可低估。
因此，中國貨幣政策還是要堅持穩健適度，根據全球流動性的變化趨勢做決策。我們政策儲備是充足的，關鍵看怎么運用。
當前的一個困局是，在抗疫過程中，中美關系存在一些問題。美國朝野對中國抗疫進行抹黑，甚至提出要中國對他們進行賠償。這種逆潮流的聲音很旺。總體上，中國與大多數歐洲國家的關系還是比較好。
跟美國要加強溝通，有些方面要進行必要斗爭。要研究美國國內政局和經濟壓力。自2008年以來，美國經濟的結構性矛盾沒有得到解決。近期，美國股市泡沫刺破了，這本質上是一個周期性的調整。在他們面臨較大經濟政治壓力的情況下，對中國抹黑可能還將持續。
我們要向美方講清楚市場真實情況，講清楚經濟學原理。當前，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已經互相交織，不可能分開，各經濟體互相抹黑、互相截留、互相對抗，最終都會受傷。
對國內而言，要堅定擴大內需。內需不光指消費需求，也指投資需求，兩者都是內需。中國內部市場要做大、做強、做活，讓主要市場主體在法治基礎上開展市場化競爭。有的企業可能會倒閉，但是只要競爭符合法律法規要求，符合市場周期率，都應該允許。把內部市場做強做優，這本身也是對全球經濟的貢獻。中國市場內部競爭充分，也必將吸引全球投資者和消費者來參與。
中國已經由過去的“世界工廠”階段發展到“世界市場”階段。現在，我們不但要成為“世界市場”，還要成為“世界伙伴”。世界市場只是歡迎各方來參與投資和貿易，世界伙伴則要體現規則、信用、責任、感召力等更多的主體功能。
在抗疫大背景下，我們雖然要承受一些壓力，要應對外部一些不公正待遇，但我們還是要堅定地高舉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的旗幟。堅持開放，堅持講道理，堅持做我們自己該做的事。
資本市場應該大有作為，讓市場主體依法辦事，鼓勵上市主體根據市場需要去融資，鼓勵全社會對資本市場進行監督。中國市場越是走市場化道路，就越有競爭力。在壓力之下，機會也是大把的。我們大家要一起努力，抓住歷史性重大機遇。
中宏網版權申明：凡注有“中宏網”或電頭為“中宏網”的稿件，均為中宏網獨家版權所有，未經許可不得轉載或鏡像；授權轉載必須注明來源為“中宏網”，并保留“中宏網”的電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