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十年間，最終消費對國民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從2012年的51.8%，提升到2021年的65.4%。消費已確立其經濟增長第一拉動力地位。面對大國博弈及新冠肺炎疫情沖擊，消費對于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戰略支撐作用更加凸顯。穩增長、穩就業、保民生，尤其需要提振消費需求。對此，既要做到消費支持政策應出盡出，為消費需求雪中送炭，更要抓住消費制度改革窗口期，響應消費領域改革訴求，持續優化消費環境，為居民消費固本強基。簡言之，要政策支持與制度改革雙輪驅動，解近憂與謀遠慮兼顧，促進新發展階段大國消費持續升級，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和高質量發展奠定堅實的消費需求基石。

　　以消費政策提振消費需求，從而增強消費對于當期經濟增長的拉動效應，這是近年來的常規操作。比較典型的案例，一是在住房消費市場，一是在汽車消費市場。針對住房和汽車等大宗消費，常見的刺激政策就是免征契稅和購置稅，或者發放購房、購車補貼。此外，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之后，商務部、文旅部和地方各級政府還積極實施消費券政策，以激勵餐飲、零售、旅游等行業的消費需求。在肯定這些政策操作的積極意義的同時，也應該看到消費政策的邊際刺激效應已呈現顯著遞減趨勢。或者說，消費政策刺激效應已經進入邊際遞減周期。直觀地看，這既與收入水平、收入預期以及需求價格彈性等因素的交互作用相關，也與居民消費總規模及政策刺激力度、方式等因素相關。而更深層次的，則可能是源于消費領域長期累積的基礎性制度約束。換句話說，如果輔以消費領域的基礎性制度改進，則可能放大、倍增消費政策的刺激效應。

　　以住房消費為例，在“房住不炒”的總方針下，政策的著眼點在于引導和激勵剛需及改善性需求。對此，我們可能更多關注了消費者的“價格敏感性”，卻不夠重視消費者日益增長的對住房消費領域相關制度升級的需求。比如說，廣大民眾對期房制度的詬病，對商品房交付制度規范的期待，對住房消費者權益保護制度的期待等等。這些制度規范，正是構建良序健康的房地產市場長效機制的有機組成部分。筆者認為，正是由于制度建設滯后，房地產市場的風險必然持續擴散，甚至反噬整個市場和產業，波及到整個國民經濟。

　　在汽車消費領域，燃油稅費制度、機動車年檢制度、機動車保險制度、機動車“三包”制度、機動車“缺陷產品召回制度”、機動車改裝制度等等，都是民生輿情關注熱點，亟待改革深化。值得一提的是，消費者與汽車經銷商或者與整車廠之間的并不鮮見的紛爭，對汽車消費市場而言顯然不是好事。至于勢頭正旺的新能源汽車消費，也面臨著巨大的制度供給需求，包括新能源汽車安全規范（包括電池安全、軟件安全、數據安全等），以及新能源汽車充電設施相關制度等。上述事實，足以證明汽車消費領域基礎性制度建設短板須正視，也意味著尚有巨大的制度紅利空間。

　　至于文旅部和地方政府大力扶持的旅游休閑消費，相關消費支持政策面臨的最大約束即在于節假日制度安排。在現有的節假日制度框架下，如果民眾很難兌現旅游休閑自主決策權，旅游休閑欲望將被嚴重抑制，旅游消費潛能也就難以有效激發。在業已發布的兩份《國民旅游休閑綱要》中，都明確提出了節假日制度改革議程，民眾寄予厚望，而非“只聞樓梯響，不見人下來”。

　　百年巨變期，也是改革窗口期。常態化的新冠疫情防控，給提振消費需求帶來了新的挑戰，也創造了消費領域制度改革的機遇。這需要各級政府和職能部門，跳出固有的政策操作思維，將目光更多聚焦消費者的制度改進訴求，將調研工作深入具體而微的消費活動，扎扎實實推動消費領域制度改革，最大限度釋放消費政策的刺激效應。總之，要通過消費領域的基礎性制度改革與消費政策扶持相互配合，構建起更加有效的消費持續升級機制，為高質量發展提供不竭動力。（作者系中宏觀察員、廣西師范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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