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黨的十九大以來，我國進入了“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共同富裕”成為新時代的重要發展目標。而“高質量發展”和“三次收入分配”作為實現共同富裕的核心戰略，被多次強調。因此，什么是高質量發展？如何理解發展與分配的關系？都是值得深入思考的問題。實際上，發展與再分配之間一度是存在張力的，任何一個階段都是試圖在平衡兩者的基礎上，傾向于某一方面。比如我國在改革開放初期的發展戰略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就是將平衡的天平向發展傾斜；21世紀以來，開始重視再分配的作用，用于社會福利的財政支出大幅增加，正因如此，有經濟學家和企業家呼吁要“警惕高福利陷阱”。

然而本文首先想闡明的是，上述的討論和爭論都是將“分配”和“再分配”單純理解為收入和財富。如果我們以勞動力市場為中心，從過程上向前后延伸就會發現，可以“分配”和“再分配”的東西不止收入和財富，這也為我們理解“共同富裕”背景下的“分配正義”、以及調和發展與再分配的矛盾，提供了思路：

首先，在進入勞動力市場之前，需要公平再分配的是能力。以往關于分配的討論都是從勞動力市場的初次分配談起。然而不可否認的是，勞動力在進入市場之前就存在能力不平等，而且這很大程度上是結構化問題而非個人問題。比如美國人類學家劉易斯的研究就揭示了貧困文化代際傳遞的現象。該現象的實質是市場入侵生活領域，使弱勢群體對于自己的人力資本投資乏力，造成參與勞動力市場的能力不足，在缺乏干預的情況下，這種現象就會固化為社會和文化問題。因此在進入勞動力市場之前，有必要針對“能力培養”進行干預。最基本的人力資本干預手段是教育和健康服務，作為發展中國家，我國在這兩方面的經驗曾經獲得國際組織的高度認可；但是也不可否認，目前的制度安排既有不適合新形勢、新需求的滯后之處，也存在不平等問題。此外，職業培訓是越來越重要的一項干預手段，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時代尤其如此。因此要通過教育、健康服務、技能培訓等公共服務，對能力培養不平等進行針對性的主動干預，即進行“能力再分配”。

其次，在勞動力市場中，需要公平分配的是機會。勞動力市場主要進行的是收入的初次分配，然而要保證初次收入分配的公平，其前提是勞動力參與市場的機會的平等。正如十九大報告所言，要“破除妨礙勞動力、人才社會性流動的體制機制弊端，使人人都有通過辛勤勞動實現自身發展的機會。”目前在我國的勞動力市場上還存在著一些或明或暗的就業機會和待遇的不平等現象，比如性別歧視、生育懲罰、戶籍障礙、體制內外的待遇差異等。因此，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于2019年底發布了《關于促進勞動力和人才社會性流動體制機制改革的意見》，在戶籍制度、用人制度、檔案服務等方面做了改革部署。

再次，在勞動力市場初次分配之后，需要公平再分配的是收入。收入再分配主要是以稅收和社會保險費為籌資渠道，通過社會福利制度實現。從福利支出水平看，我國距“高福利”相差甚遠，無需擔心“高福利陷阱”。那么我們需要思考兩個核心問題：首先，有限的福利資源應該優先分配給哪些人？進入21世紀，我國開始建設普惠型社會福利體系，目前福利內容和人口已經實現全覆蓋。進入新時代，在全球化競爭壓力和“經濟新常態”的新形勢下，社會政策更加強調對經濟轉型的“托底”作用——既要全面地“幼有所育、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又要有重點地“盡力而為，量力而行，注重加強普惠性、基礎性、兜底性民生建設”，將有限資源重點投入到“保基本”上。其次，福利支出是否有效縮小了收入差距？隨著財政投入在醫療保險、養老服務等領域的不斷增長，這些服務的可及性也在明顯提高。然而由于城鄉、戶籍、身份區隔依然存在，因此有些福利資源的分配流向了中高收入層，其作用是增加、而不是縮減了初次分配造成的收入差距。這被稱為“負福利”。從上述兩點來說，公平的收入再分配，從個人層面意味著充分的社會保護，從社會層面意味著更為平等的收入水平。

綜上所述，共同富裕從靜態的角度講，就是高水平的平等；從動態的角度講，就是高質量的發展；而動靜的結合，就是發展與平等的調和。因此在共同富裕背景下的“分配正義”，就是在勞動力進入市場之前，通過能力建設，實現公平的“能力再分配”；在勞動力市場之中，通過消除各種壁壘，實現公平的“機會分配”；在勞動力市場的初次分配之后，通過完善社會福利制度，實現公平的“收入再分配”。通過這三個階段不同內容的公平分配和再分配，既使社會煥發發展的活力，又使所有社會成員共同分享發展的果實，謂之“共同富裕”。

（文：房莉杰 中國人民大學共同富裕研究院研究員、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社會人口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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