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國家發展改革委、公安部、國家數據局聯合發布了《關于全面推行以專項信用報告替代有無違法違規記錄證明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這不僅標志著我國“放管服”改革進入新階段，也標志著我國信用體系建設進入深度應用階段，通過制度創新和技術賦能雙輪驅動，為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題提供了新路徑。
這項將于2025年9月底前全面推行的“信用代證”改革（核心是“以專項信用報告替代有無違法違規記錄的證明”，即“信用代證”），將實質性降低市場主體制度性交易成本，對優化營商環境和推進高質量發展具有里程碑意義。
一、專項信用報告是由省級信用信息共享平臺歸集行政處罰、行政強制、嚴重失信主體名單、刑事裁判（犯罪記錄）等四類關鍵違法違規信息生成的標準化電子報告。其核心功能是“一紙代多證”，解決企業需向多個部門重復申請證明的痛點，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信用代證”改革的主要政策目標，一方面在于便企惠民，將傳統耗時數天的證明開具流程壓縮為“一鍵查詢”，實現“零跑腿”；另一方面在于優化營商環境，通過建立全國互認機制破除跨區域壁壘，推動信用數據在融資、招商以及招投標等場景的高效應用。
首先，在數據歸集方面，數據來源覆蓋發展改革、市場監管、稅務、司法等多個領域，由數源單位按“誰產生、誰負責”原則實時歸集。對已修復的失信信息明確標注“已修復”，避免歷史污點永久影響企業融資。
其次，在應用場景方面，支持企業自主選擇，按需定制報告時間范圍（最長5年）和領域，例如，銀行可快速核驗企業合規風險，替代人工驗證多份證明材料；通過“信用中國”平臺實現全國報告互通，禁止要求重復證明。
最后，針對查詢與異議處理，專項信用報告提供全渠道服務，線上通過省級信用網站、政務APP等途徑免費獲取，線下設政務服務窗口兜底。若存在異議需要申訴，企業可通過平臺提交異議，省級部門推送數源單位限時核查修正。
二、從經濟學的視角看，該項“信用代證”改革對中小企業的效率提升，符合信息不對稱理論（減少信息不對稱）和交易成本理論（制度性降低交易費用）。阿克洛夫（Akerlof）的“檸檬市場”理論揭示了信息不對稱如何導致市場失靈。“信用代證”是信息經濟學理論在實踐中的成功應用，它通過專業化的信息收集、驗證、分析和呈現特定主體的深度信用信息，有效解決了經濟活動中的核心痛點——“信息不對稱”。根據科斯（Coase）和威廉姆森（Williamson）的交易成本理論，市場交易（如談判、監督、執行合同）本身是有成本的。“信用代證”通過提供一種標準化、制度化的交易機制：一是有助于降低搜尋與談判成本，減少雙方就支付方式反復談判的成本；二是既可降低監督與執行成本，又能降低違約風險成本。
三、專項信用報告有助于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一是降低交易成本的主要表現是破解“證明困境”。傳統模式下，中小企業在申請融資時需耗費大量時間精力往返多個部門開具無違法違規證明，流程復雜、材料繁多、時效性短。專項信用報告實現一紙化流程，使企業能將更多資源投入生產經營。“信用代證”改革提升了融資效率。政策要求建立線上線下多渠道查詢服務，省級信用網站設置查詢專區，提供免費下載服務。金融機構可通過標準化接口快速獲取報告，大幅縮短貸前審查時間。二是金融機構通過標準化、官方背書的信用報告，可全面準確評估企業合規風險，破解因信息不透明導致的“不敢貸”問題。報告整合多部門權威數據，相比企業自行提供的零散證明具有更高公信力和可信度。三是拓寬融資服務邊界：一方面在于覆蓋“征信白戶”，即替代數據破解“零信貸記錄”難題；另一方面在于支持信用修復。專項信用報告需展示并標注“已修復”信息，避免企業因歷史問題被一票否決。
“信用代證”改革主要通過以下幾方面提升中小企業融資效能的維度：一是效率躍升（流程數字化，且銀行審批提速）；二是融資成本顯著下降（部分地區配合出臺了利率優惠政策，且融資擔保的要求放寬）；三是融資可得性增強（信用貸款占比提高，且覆蓋了更多長尾客群），以及金融產品的創新與生態擴展。
四、專項信用報告制度雖然設計完善，但在落地過程中仍面臨數據質量與覆蓋范圍的挑戰。首先，數據完整性不足。部分地區信用信息歸集存在選擇性報送問題，部分垂直管理部門數據共享意愿不強，導致報告覆蓋領域不全。國家層面要求各省至少涵蓋行政處罰、行政強制、嚴重失信主體名單和刑事裁判四類信息，但實際操作中部分領域數據歸集仍不理想。其次，數據時效性滯后：現行系統對企業信用狀況動態變化捕捉不足，更新頻率無法滿足金融機構實時風控需求。《通知》強化數據質量管理，但未明確具體更新時限要求。最后，正面信息缺失：現行專項信用報告主要聚焦違法違規負面信息，缺乏企業正面守信行為記錄。
在應用場景上存在難以深度拓展的困境；一方面，融資場景定制化不足。專項信用報告目前采用統一模板，缺乏針對不同融資場景的定制化版本。例如，流動資金貸款更關注短期償債能力，而項目融資更看重長期合規記錄。《通知》雖提到“支持信用主體根據應用場景需要自行選擇報告涵蓋的時間和領域”，但未形成標準化場景分類。另一方面，信用報告與銀行風控體系融合度低。多數銀行尚未將專項信用報告深度嵌入信貸全流程，僅作為輔助參考材料。
在風險控制與權益保障方面，專項信用報告涵蓋行政處罰、行政強制、嚴重失信主體名單和刑事裁判等敏感信息，存在超范圍使用可能。《通知》要求“防止信息使用不當損害各主體合法權益”，但缺乏具體操作指引。此外，各地對信用修復的標準和程序不統一，影響報告跨區域互認。
五、“信用代證”改革賦能中小企業融資的政策建議。在實踐層面要為多方主體提供具體行動指南，政府部門需加快編制專用信用報告國家標準，推進跨區域互認，拓展應用場景；金融機構應重構風控模型，將專項信用報告深度融入貸前審查、定價和貸后管理全流程；中小企業需強化信用意識，主動查詢和修正信用報告，善用信用修復機制。
在具體操作過程中，應著力做好以下幾方面的工作。
（一）構建全維信用畫像。在現有違法違規信息基礎上，增加企業正面守信記錄（如合同履約、榮譽獎勵）、經營穩定性指標（如社保繳納、用水用電）和創新能力數據（如專利、研發投入），形成“正負雙向”全景信用畫像。
（二）建立場景化報告體系，針對不同融資場景開發差異化報告模板。例如針對流動資金貸款，應聚焦短期償債能力，強化近6個月違規記錄和現金流分析；針對項目融資，應側重長期合規記錄，例如提供5年的歷史違規記錄掃描；針對供應鏈金融，應增加交易伙伴評價、合同履約記錄等供應鏈相關數據。
（三）深化“政銀企”數據融合，推動專項信用報告與金融信用信息基礎數據庫、各地方“信易貸”平臺互聯互通，探索“專項報告+資金流水+稅務數據”三位一體授信模式。此外，應健全權益保障機制：建立信用信息使用跟蹤機制，防止數據濫用；設立中小企業信用救濟基金，為誤判企業提供過渡性融資支持。
（四）創新信用融資產品，引導金融機構基于專項信用報告開發專屬產品，將深度化、場景化的信用數據轉化為差異化金融服務，這不僅是風控技術的升級，更是商業模式從“標準化”向“個性化”躍遷的關鍵路徑。專項信用報告的價值不在于“更多數據”，而在于用場景化數據重構金融產品的成本結構、風險邏輯和用戶體驗。金融機構需從“數據采購者”轉型為“數據生態組織者”，才能在產業金融競爭中建立“護城河”。
（五）建立統一的技術標準與業務規范。具體來講，一是由央行、工信部、市監總局等牽頭，制定全國統一的信用代證底層技術標準（如數據格式、接口規范、安全要求、區塊鏈應用標準），確保不同平臺間的互操作性。二是制定標準化的信用代證簽發、轉讓、融資、到期兌付、追索等全流程操作指引，明確各方權責，規范市場行為，防范操作風險。三是明確信用代證發行方和平臺的信息披露義務，包括核心企業信用狀況、憑證對應的基礎交易信息、平臺運營規則、風險提示等，增強市場透明度。
（六）制定《專項信用報告管理辦法》，明確法律地位和應用規則。需以平衡數據價值挖掘與主體權益保護為核心，建立“權責清晰、應用規范、風險可控”的治理框架。一方面，應規范專項信用信息的采集、處理、應用活動，促進數據要素合法流通，防范信息濫用與算法歧視，保障信息主體合法權益；另一方面，明確專項信用報告為傳統征信報告的補充性信用評估工具，不得替代金融信用信息基礎數據庫的法定職能。
總之，隨著信用體系建設的深入推進和金融科技的廣泛應用，專項信用報告將在促進中小企業發展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各方應共同努力，完善專項信用報告體系，為中小企業融資創造更加有利的環境。
（作者：杜麗群，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大學經濟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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